更甚之，还有不少的人为了看电影付出难以承受的惨痛代价。
像有的人为看场电影翻墙被玻璃挂到，导致腿脚摔伤、开膛破肚或是**摘除。还有的人选择钻暖风管道，结果没出来竟被闷死在其中。更有因争抢购买电影票发生暴力冲动，失手打死人或打伤人的情况。
由此可见，当年的人们对电影的痴迷，已经到了多么疯狂的程度。
那么，再来看供应的一面呢。恰恰相反，京城无论是影院数目还是影片数量，都很难与人民群众旺盛的需求相匹配！
共和国成立时，京城只有26 座影院，座位总数为16433个。不但数量少设备也差。其中除当时被称为第一流的“国民”、“大华”、“美琪”和“真光”等少数影院外，其余多是由茶园、酒楼、戏馆、游艺社或小教堂改建成的。大都狭小简陋、残破不堪。
后来，由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文化事业，想尽各种办法新建、改造和扩充放映场所。所以到了“运动”前为止。京城公开放映的影院已经有了69 家，座位数也达到了56 504个。
只可惜这其中能够常年放映电影“专业影院”并不多。大部分是除了放映电影外，还可以演出戏剧、文艺节目的“兼映影院”。比如开放的工人文化宫、俱乐部、曲艺剧场，或是对外开放的机关、企业的礼堂什么的。
而这些“兼映影院”即使放映电影，也是不公开售票的，通常是采用有组织分配的售票办法。
更遗憾的，是“运动”到来，使文化事业遭到了冲击。在整整十年里，公众影院的数目非但没有增加，反而还减少了一些。
可以试想一下，“运动”结束时，用这五万多的座位创造出了两亿多人次的观影人数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？
同样的道理，“运动”期间，无数的影片当作封、资、修的黑货，沦为了禁映的“大毒草”。
从1966年到1973 年的8 年间，京城各影院上映的新故事片仅20 部。主要上映的是“样板戏”影片，“三战”影片（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、《南征北战》），政治性纪录片和“批判影片”。
直至从1974年起，逢年过节前夕，才逐渐有国产新片上映。但数量不多，政治框架又太过局限。观众们普遍认为新影片远不如旧影片好看。所以影院里也就越来越清淡，国产片几乎已成“票房毒药”。
相反的，进口片却成功地维持住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观影兴趣。
像苏联电影《列宁在十月》、《列宁在1918》。阿尔巴尼亚电影《海岸风雷》、《地下游击队》。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、《摘苹果的时候》、《金姬和银姬的命运》、《看不见的战线》。越南电影《森林之火》、《回故乡之路》。罗马尼亚电影《多瑙河之波》、《沸腾的生活》、《爆炸》等等。
这些“运动”末期出现在银幕上的外国电影，终于使百无聊赖的电影院，再次热闹起来。人们争相涌向电影院，往往得付出半天时间或是半夜起来排队，才能买到这些热门电影票。
甚至放《卖花姑娘》的时候，首都影院售票厅还曾经秩序大乱，发生了一次哄抢事件，不但大门玻璃碎了好几块，手套、鞋、帽子，乃至手表都散了一地。
所以当时社会上流行起这样一个顺口溜。
“阿尔巴尼亚电影是莫名其妙，罗马尼亚电影是搂搂抱抱，朝鲜电影是又哭又笑，越南电影是飞机大炮，可咱们的电影，全他妈是新闻简报……”
至于现在嘛，正处于两个时代交替的时期，正是因为多年以来，根本看不到好书、好戏、好电影，所以人民群众对于文化与精神娱乐的渴望简直到了空前的饥渴程度。
于是，当文化政策打开了一条门缝，又有一些“运动”前的中外影片得以解冻，重新复映时，便不可抑制地重新激发起人们对电影的热情，再次产生了一票难求的现象。
当然了，对于前面所述，那些有关电影市场的详细数据和具体情况，洪衍武是无从得知的。
但是他知道一点！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年代前期，是我国电影市场最难得的一个黄金时代。
最强有力的证明是，他还记得1981年《大众电影》的发行量由1979年复刊时的50万册上升到960万册时，哪怕是外国记者听了这个数字也要目瞪口呆地说，“全世界第一！”
另外，哪怕是眼下，他也能从生活中清楚地感受到这种热度。
电影院散场的景象就不提了，他还记得“大果脯”搞到两张内部电影票时，曾让方婷多么自豪，其他人又是多么的羡慕。
他也知道，邻居边建功和苏锦回来第二天，一大早就跑出去看电影。可当他们排着大队好不容易到了跟前，却只有下午的票子卖。
结果俩人俩饭都不吃了，拿饭钱一买就是三场，不重样连着看了三遍才回家，饿着肚子还挺美。甚至事后他们还把这天的经历当成聪明事儿到处宣扬，居然获得不少同龄人的认同和喝彩。
那么，像这样的市场还用怀疑吗？
最关键的，是从市场运作的角度来考虑。干这个，目前完全是一片“蓝海”，还没有什么人看到这里蕴含的利益，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竞争者。
并且同样的，法制管理上也是一片空白。警察和工人民兵根本看不到这一块儿，电影院相关管理工作，也只是维持秩序，主抓逃票和假票的行为。
退一万步说，即使是真被抓住，后果也轻多了。
这不偷不抢，几毛钱的票子，又不像粮票之类的票证能影响到国计民生。顶多也就是写写检查，批评教育的罪过。
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？自然值得放手大干，大有可为啊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