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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五十八节 规范金融业体系(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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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正解决钱贵银贱问题,已经到了乾隆中期,乾隆五十一年(1786年),银钱比例终于降到了1比1000,到了乾隆五十七年降到了1比1300,到乾隆五十九年更是到了1比1400~1450的比例,反而出现了钱贱银贵现象。官府马上收紧铸钱,很快就又上升到乾隆六十年的1比?900,嘉庆二年之后维持在1比?1020~1030的理想状态下,到嘉庆四年时候,也在1比1080,可以说已经控制住了。

乾隆年间为什么能够控制住钱价,最根本的原因是,官府终于控制住了铜的供应。

后世有专家认为,清代矿业在中国矿业发展史上是一个巅峰,清代前期“一百年的增长率,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两千年”,清朝矿产的开发,确实比前代大大增加了。

但这并不是矿产政策的创新,或者技术的突破导致的,主要是因为人口增加,以及对边疆富矿的开发。其中对云南铜矿的开发,大大缓解了因为日本对贸易限制,导致的铜矿输入不足问题。由于清政府依然对矿产开发的管理非常严格,经常性的禁止民间采矿,大部分铜矿的开发都掌握在官府手里。民间用铜依然不足,所以民间熔铸现象屡禁不止,可由于清政府手里的铜产量十分充足,到了乾隆中期,已经可以做到抵消民间熔铸带来的影响了。

周琅为铸币做的准备十分充足,至少是详细收集了福建历年来的各种经济数据,对比加以分析。

他发现,银钱比例这些年受到了控制,可是物价比康熙年间增长了许多。

最重要的米价和布价,有老人回忆说道:“闻四五十年前,吾祖若父之时,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,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。今则不然,昔之以升计者,钱又须三四十矣;昔之以丈计者,钱又须一二百矣。”

米价涨了四五倍,布价也涨了四五倍,这整齐的比例,显然不是物资短缺引起的,物价普遍增长往往只有一个原因,那就是通货膨胀。

周琅马上反应过来一个问题,满清朝廷是通过控制银钱比例来控制货币发行的,可是银钱中的铜产量清政府可以控制,但是白银的输入却是因为贸易,是清政府无法控制的。

造成的结果就是,为了保持银钱比例,输入的银子越多,清政府铸造的铜钱就越多,结果造成货币超发,引起了通货膨胀。乾隆五十年,江浙遭受旱灾,粮食歉收,导致米价上涨,但是乾隆五十一年春夏,江浙一带风调雨顺,夏收后米价非但不降,反而见涨,对此乾隆皇帝诧异“当此民食充裕之时。一切米麦等项。市价自当渐就减落。即或未能顿减。应亦不过照前。断无转比上月加增之理”。并质疑“似此有增无减。伊于何底?”

乾隆不了解为什么粮食丰收了,米价还会增加的原因。朝臣提出可能是官府收粮收的太多,导致市面上米粮稀缺,然后乾隆停止收了一年大米,但结果米价还在涨。乾隆只能感慨说,“米价之贵,原非一岁骤长,自不能一岁骤平”。乾隆不了解货币原理,只以为米价增长是长期积累的结果,所以平抑米价得长期努力。

这个发现,让周琅很纠结,他联想到了后世许多国家跟美元挂钩的货币政策,导致美元储备越多,国内发行的货币越多,通货膨胀越严重。跟现在清朝输入的白银越多,铸造的铜钱越多,导致物价增长竟然是一样的道理。

果然,贸易还是平衡一些的好。

最近广东的物价涨的极为厉害,钱价大跌,一方面是战争影响了生产,导致商品稀缺,一方面广州抽走了太多的白银,而制钱却没有少,一直保持在过去的超发状态,这种情况,几乎让广东经济体系濒临崩溃。

这种情况下,加上做了长期的准备,周琅准备铸钱。

吸取传统经验,周琅打算采用现代方式,将货币的发行,跟银行整合在一起,而不是让类似户部的民政机构来管理铸钱。

至于银行机构吗,周琅已经建立起来,取名货殖银钱公行,货殖的意思基本可以代表商业,司马迁史记中有货殖列传一篇,其中货殖的含义已经包括各种手工业,以及农、牧、渔、矿山、冶炼等行业的经营。周琅的货殖就指的是工商业,只是中国还没有引入工商业这个名词,干脆就借用古词。银钱二字代表的经营对象,主要就是银子和制钱。公行的意思,是说这个机构不是私人的,但也不是官方的,而是一家类似十三行这样的行会,关系到商业、手工业、矿产业等所有行业的一个以金钱为业务的总行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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