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肖邮票确实是稀缺资源。
虽然也是机器印出来的，可发行量再高，终究是有限制的。
邮票可不像信纸信封，要多少就有多少，随时可以给工厂下单增产。
所以在市场足够的承接能力下，越是品种好，涨势好的邮票，就越能惹人追捧。
不但出来多少就能卖掉多少，甚至还能越炒越热，令市场价钱以持续态势上涨。
就像宁卫民待在沪海这两天，他往沪海的马路邮市上零零散散卖了一百多张猴、鸡、狗这些本地很少见的邮票。
就因为“打桩模子”们迫不及待倒手赚差价，来了一波小高潮，又往上猛蹿了一大截。
猴票居然真的高达六百块了，鸡站在了二百块上，狗也一百一十块了。
连带着猪票和鼠票都小动了一下。
就“朱三万”付钱的第二天。
太原路上的整版猪票就两千四了，整版鼠票能喊价一百四十五以上了。
这下把“朱三万”给乐得，主动打电话来酒店感谢宁卫民带给自己的发财机会。
还想要再度找个好地方宴请他们。
只不过对于和时间赛跑的宁卫民来说，却发现个很棘手问题——短期内，他找不着更多接货人了。
敢情“朱三万”就是宁卫民在沪海现有关系里的最佳二传手了。
后面宁卫民连着宴请的两三位，和他统统比不了，都挺让人失望的。
因为就没有一个人，能按照他们原来出货的数字，把这些货原封不动再吞回去的。
这并不奇怪。
国内的邮市毕竟只是初级阶段，而且这还是建国后第一拨所有邮票品种全面上涨邮票牛市。
如今在市场里扑腾的人，基本上都是在为自己捞第一桶金了，具有相当实力和资本的大户本身就少。
所以说，做市容易，出货难啊。
何况即便是邮市里的大户，财富增长速度也没几个能追上生肖票市场价增长速度的。
真能拿出十几万现金的主儿就算不错了。
哪怕宁卫民给出的价格再好，给留出的赚头再足，这些人手里没那么多钱也是白饶。
由此可见，“朱三万”能原封不动吃回三千版，还真算是有本事的。
足以称得上是沪海邮市里的一位人杰了。
当然，这些实力不足，吃不下邮票的人也不傻，傻就不会干这行了。
谁都懂得有了甜买卖，与其白白放过，不如和别人联手一起做的道理。
可即便是如此，找合作方也需要时间啊，凑钱一样需要时间。
偏偏宁卫民眼下最需要的就是时间，他最多在沪海停留五六天就得走人。
于是除了有一位能顺利找到同盟军的主儿，一口吃下一千五百版之外。
其他人还是只能凭现有资金零敲碎打的买。
这么一来，宁卫民可就苦恼了。
他手里其余的货，放出就像是兔子拉屎，小孩撒尿，把他给折腾得够呛。
一顿饭出个几百版，下一顿饭又出个几百版。
对这些财力有限的人，还得好烟好酒、好言好语跟财神爷一样伺候着，弄得他这叫一个烦呀。
于是眼瞅着在沪海市场出足八千版老鼠的愿望，恐怕难实现，宁卫民不敢再恋战，打算转换战场了。
他觉着应该提前一天走，跑到花城去碰碰运气才是正科。
道理很简单，尽管全国几个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中，就属花城世道乱，为非作歹的烂仔多。
去那里如果携带财货太多，多半会被人盯上，肯定要冒一定的人身安全风险。
可反过来，也是因为那里开放的早，有钱的人就多，邮市的大户也多。
吃货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他们先到了沪海，见了不少人才买到手八千版。
后去的花城，却很容易就买到了一万版。
这就足够说明问题的了。
总之，别管广东人那些钱是怎么来的，或是走私，或者沾了港怂的光。
反正要走量批发，花城肯定比沪海容易一些。
结果，还万万没想到，恰恰就在宁卫民都买好了飞花城的机票之后，一个意外的大买家主动找上门来了。
这个大买家名叫贺军，那是真的大，不但实力大，手笔也大。
“朱三万”要是跟他一比，就不在了。
因为贺军不但和“朱三万”一样，同属建国后沪海的第一批玩家，人家还有着来自上一辈人的传承和底蕴，是玩儿邮票的世家。
敢情贺军的爷爷，想当年解放前就是沪海滩上的著名邮商。
这位贺老先生，手中的珍惜邮票不计其数，什么“宫门倒”、“中山倒”、“小字当壹圆”，都经过手。
平时跟沪海滩的其他大邮商和大集邮家，如周今觉、陈志川、钟笑炉，都是称兄道弟的好友。
经常一起吃饭、喝茶，切磋邮识。
只可惜，解放后这门生意逐渐就不能做了，邮票逐渐与转卖炒作无缘。
原本极其富裕的贺家断了主要的进项，日渐衰微。
贺老先生逐渐成了只能在家里看孩子买菜的废人。
儿子女儿基本都成了工人，售货员。
贺家的下一代没人再对邮票感兴趣。
特殊时期的那几年，贺家最困难的时候，就跟今年那部刚上映的电影《张家少奶奶》演得那样，要靠卖旧物过活。
别看住着二层的小洋楼，却拆东墙补西墙，家里人个个衣裳打补丁，连碗牛肉汤都舍不得给家里的孩子买。
真应了那句话了——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。
但就是这样，贺老先生也没舍得把自己的珍邮放弃，一直藏在自己的床板底下。
结果因此，反而在家里的第三代人中找到了传人，就是他最小的孙子贺军。
说起来这个缘分也是让穷给逼的。
贺家需要贴补家用，家里的孩子每天放学后都要捡废纸和碎玻璃。
贺军和他的哥哥姐姐们不一样，在垃圾箱构成的花花世界里，他不大关注那些铜丝、铁皮之类的物质宝物。